對創作者來說,電影是一種抒發思維的媒介,演員與導演透過鏡頭中的表演,呈現創作的思維與對藝術情緒的觀點,而現在的台灣電影,吳可熙與趙德胤是其中特別的存在,他們透過自己的敘事哲學展現創作的能量,同時灼灼的眼神中,帶有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與反思。
晚上八時,在影廳樓上的咖啡廳坐下,吳可熙與趙德胤輕裝上陣,他們前面已經跑了一場映前見面會,訪談結束後他們還有一場映後座談,畢竟在宣傳期他們的確忙碌。
訪談的時間這麼怪,是因為他們真的很忙,能「湊在一起」的時間不多,電影宣傳好不容易拉出一個時間讓他們「同框」,也讓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他們眼中的「電影」,到底是什麼東西。
吳可熙與趙德胤合作快10年了,一直以來,他們是演員與導演的關係,直到《灼人秘密》後,吳可熙的身分多了一個,成為「編劇」。跟電影的內容相近,現在的電影產業中,演員與導演其實帶有一種主從關係,畢竟主要創作者是「導演」,而「演員」則是負責呈現導演與編劇想要的「表演」視角,這是「商業電影」的創作模式—選擇者與被選擇者的關係。這其實有些弔詭,因為即便一部電影沒有導演、攝影師、剪接師,把攝影機一架,演員表演的過程中,電影就算「成立」了,「就像以前卓别林的電影一般,這些戲劇並沒有導演的角色在裡面,卓别林仍然可以透過表演,把歡笑帶給觀眾。」趙德胤說,這是他看待導演與演員間的關係—基本上就是一種相互的「信任」關係。
或許已經習慣這種「關係」,訪談的前半段似乎都是趙德胤主導,他說話的速度也與我以前認識的他有些不同、帶著點急切,「我跟可熙的合作其實是一種『互信』,早期其實並沒有什麼劇本,所以所有的表演是挑戰一種導演與演員之間的信任關係。」
導演與演員信任是首要的,如果沒有信任,就好像是兩個陌生人的「集合」,不可能有所謂「真心」的互動,「如果願意跟你掏心掏肺,說哭就哭、說笑就笑,甚至說崩潰就崩潰,而且這些情緒並不是靠『演技』而『拉出來的』,有信任感才有更緊密的合作。」
電影從發明發展到現在,有很多電影在講「電影拍攝的過程」,像是早期貝里尼《八又二分之一》、楚浮的《日以繼夜》或是近期昆汀塔倫提諾的《從前,有個好萊塢》,但這些都是站在一個導演、一個男性的角度來看待「電影的生產」,可是《灼人秘密》卻不一樣,它卻是一個以女演員的視角來看待電影創作的過程,「對我來說,這其實是一部討論女藝術家的創作歷程。」女性藝術家在電影圈好像很少有機會居於「主導地位」,女性視角似乎必須是溫暖的、帶著愛的,但女性的真實聲音似乎在好萊塢主導的電影產業中被慢慢的剔除了,「但女性的眼裡,真的只能呈現這樣的關係嗎?」對吳可熙來說,這是一種挑戰,「女性視角」必然不應該只有情愛,很多事情其實必須用更高視角來看,「這是我這次編劇的最大收穫。」
每次創作都是一種「燃燒」,對演員、編劇、導演都一樣。燃燒掉的是過去的既定印象,以及自己的習慣,甚或是早已累積下來的慣性視角,而燃燒出來的熱能,或許也是創作者以之溫暖的泉源,甚至是繼續前進的動力,「當初跟趙導合作時,他會覺得我的表演很『浮誇』,這是在舞台上的反射動作,但慢慢的我知道怎麼把情緒與表演透過較內斂的手法表現出來,這就是一種燒毀後的重生。」
吳可熙形容自己是很「拗」的創作者,不喜歡一直重複,也不喜歡老是讓觀影者看到一樣的表演,她說可能是自己的「反骨」,但就是這樣,才能成就一個創作者前進的動力,「但也就是這樣的執拗,我們在故事上的設定,溝通調整花了很多心思。」聽到吳可熙對於創作的回應,趙德胤笑了。
編劇可能是創作中感性的角色,而導演則除了感性之外,還得包括理性的成分存在,這是「趙德胤style」的導演學,電影是假的,因為鏡頭畫面都是他的精心設計與安排,沒有所謂真實,「但你還是不能讓觀眾『出戲』,於是乎畫面雖然可以魔幻,但必須合理,加上預算的限制,你就得有取捨;當然可熙身為《灼人秘密》的『媽』,也會有所堅持,但所有東西都必須要溝通,才能做最適的呈現。」
理性與感性的妥協,是電影中最直接與最重要的思維,這在電影製作與故事的呈現上,都有很多的著墨,但也是因為這樣的折衝,它展示了不一樣的呈現—魔幻的畫面中呈現沉重的故事,戲中戲的交錯,也讓人有分不清虛實的想像,但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糾結,讓人的情緒纏在一起,也隨著故事的慢慢揭露,豁然開朗,「這就是我們的期待,用電影抽絲剝繭,但所有的符號都增添了獨特的意義,這不但是創作者的置入,也是觀者的解謎過程,而這樣讓創作並不是只是單向輸出,而是因為觀者的不同,而產生新的意義。」至於有沒有真的期待觀者看到什麼?兩人都笑了,「大概是看到我們燃燒生命的軌跡吧!」創作的精神,不言可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