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創作者來說，電影是一種抒發思維的媒介，演員與導演透過鏡頭中的表演，呈現創作的思維與對藝術情緒的觀點，而現在的台灣電影，吳可熙與趙德胤是其中特別的存在，他們透過自己的敘事哲學展現創作的能量，同時灼灼的眼神中，帶有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與反思。
晚上八時，在影廳樓上的咖啡廳坐下，吳可熙與趙德胤輕裝上陣，他們前面已經跑了一場映前見面會，訪談結束後他們還有一場映後座談，畢竟在宣傳期他們的確忙碌。
訪談的時間這麼怪，是因為他們真的很忙，能「湊在一起」的時間不多，電影宣傳好不容易拉出一個時間讓他們「同框」，也讓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他們眼中的「電影」，到底是什麼東西。
吳可熙與趙德胤合作快10年了，一直以來，他們是演員與導演的關係，直到《灼人秘密》後，吳可熙的身分多了一個，成為「編劇」。跟電影的內容相近，現在的電影產業中，演員與導演其實帶有一種主從關係，畢竟主要創作者是「導演」，而「演員」則是負責呈現導演與編劇想要的「表演」視角，這是「商業電影」的創作模式—選擇者與被選擇者的關係。這其實有些弔詭，因為即便一部電影沒有導演、攝影師、剪接師，把攝影機一架，演員表演的過程中，電影就算「成立」了，「就像以前卓别林的電影一般，這些戲劇並沒有導演的角色在裡面，卓别林仍然可以透過表演，把歡笑帶給觀眾。」趙德胤說，這是他看待導演與演員間的關係—基本上就是一種相互的「信任」關係。
或許已經習慣這種「關係」，訪談的前半段似乎都是趙德胤主導，他說話的速度也與我以前認識的他有些不同、帶著點急切，「我跟可熙的合作其實是一種『互信』，早期其實並沒有什麼劇本，所以所有的表演是挑戰一種導演與演員之間的信任關係。」
導演與演員信任是首要的，如果沒有信任，就好像是兩個陌生人的「集合」，不可能有所謂「真心」的互動，「如果願意跟你掏心掏肺，說哭就哭、說笑就笑，甚至說崩潰就崩潰，而且這些情緒並不是靠『演技』而『拉出來的』，有信任感才有更緊密的合作。」
電影從發明發展到現在，有很多電影在講「電影拍攝的過程」，像是早期貝里尼《八又二分之一》、楚浮的《日以繼夜》或是近期昆汀塔倫提諾的《從前，有個好萊塢》，但這些都是站在一個導演、一個男性的角度來看待「電影的生產」，可是《灼人秘密》卻不一樣，它卻是一個以女演員的視角來看待電影創作的過程，「對我來說，這其實是一部討論女藝術家的創作歷程。」女性藝術家在電影圈好像很少有機會居於「主導地位」，女性視角似乎必須是溫暖的、帶著愛的，但女性的真實聲音似乎在好萊塢主導的電影產業中被慢慢的剔除了，「但女性的眼裡，真的只能呈現這樣的關係嗎？」對吳可熙來說，這是一種挑戰，「女性視角」必然不應該只有情愛，很多事情其實必須用更高視角來看，「這是我這次編劇的最大收穫。」
每次創作都是一種「燃燒」，對演員、編劇、導演都一樣。燃燒掉的是過去的既定印象，以及自己的習慣，甚或是早已累積下來的慣性視角，而燃燒出來的熱能，或許也是創作者以之溫暖的泉源，甚至是繼續前進的動力，「當初跟趙導合作時，他會覺得我的表演很『浮誇』，這是在舞台上的反射動作，但慢慢的我知道怎麼把情緒與表演透過較內斂的手法表現出來，這就是一種燒毀後的重生。」
吳可熙形容自己是很「拗」的創作者，不喜歡一直重複，也不喜歡老是讓觀影者看到一樣的表演，她說可能是自己的「反骨」，但就是這樣，才能成就一個創作者前進的動力，「但也就是這樣的執拗，我們在故事上的設定，溝通調整花了很多心思。」聽到吳可熙對於創作的回應，趙德胤笑了。
編劇可能是創作中感性的角色，而導演則除了感性之外，還得包括理性的成分存在，這是「趙德胤style」的導演學，電影是假的，因為鏡頭畫面都是他的精心設計與安排，沒有所謂真實，「但你還是不能讓觀眾『出戲』，於是乎畫面雖然可以魔幻，但必須合理，加上預算的限制，你就得有取捨；當然可熙身為《灼人秘密》的『媽』，也會有所堅持，但所有東西都必須要溝通，才能做最適的呈現。」
理性與感性的妥協，是電影中最直接與最重要的思維，這在電影製作與故事的呈現上，都有很多的著墨，但也是因為這樣的折衝，它展示了不一樣的呈現—魔幻的畫面中呈現沉重的故事，戲中戲的交錯，也讓人有分不清虛實的想像，但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糾結，讓人的情緒纏在一起，也隨著故事的慢慢揭露，豁然開朗，「這就是我們的期待，用電影抽絲剝繭，但所有的符號都增添了獨特的意義，這不但是創作者的置入，也是觀者的解謎過程，而這樣讓創作並不是只是單向輸出，而是因為觀者的不同，而產生新的意義。」至於有沒有真的期待觀者看到什麼？兩人都笑了，「大概是看到我們燃燒生命的軌跡吧！」創作的精神，不言可喻。
